中信失信背后:银行为什么会选择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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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巨量引擎江苏分公司主办的南通家纺头部圈层抖音直播分享会上,多位企业家齐聚南京,探讨如何借助直播平台,与消费者重新构建连接,以线上经营获客创新模式带动经营恢复,共渡难关。

继罗志祥之后,中信银行的时间管理学再度登上了热搜榜单。

7日凌晨1点,其官方微博发布了道歉信:

中信失信背后:银行为什么会选择作恶?

翻译一下,网上爆料的都是实锤,我们感到很愧疚(这次居然被发现了),已经对责任人做出了处分(纯属个人问题,银行制度不背锅),向池子道歉(事情赶快过去吧)。

纵观全文,躺平认锤的服软背后,又融合着不漏声色的甩锅艺术,和积极认错光明磊落的形象塑造,实在堪称是身处极端不利环境下企业公关的典范。

遗憾的是,公关所起到的效果终究有限,可以预见到,这一负面消息所带来的蝶变并不会就此停止。

这一场无形的舆论交锋背后,池子获得了道德的胜利,而惨败的一方,却可能要为此赔掉银行业视为第二生命的信誉体系。

01 行业“清流”,中信失信

截止发稿时,中信银行盘中股价已有些许下挫态势。

同资本市场勉力支撑下的平静相反,另一边的互联网上,关于中信银行的段子和批判已经是热火朝天。

有人更是扒出了几年前的报道和司法判例,暗指中信银行泄露客户信息的“传统”由来已久。

中信失信背后:银行为什么会选择作恶?

接连扒出的猛料之下,网友们也纷纷调侃称:

“中信银行建议改名叫中银行,因为‘信’已经没了。”

舆论的爆发背后,中信银行此番行为,实质上已经破坏了银行一直试图与客户构建的信任关系,在漫长的银行业发展历史上,这一信任关系,始终是行业得以不断前行的基石所在。

从端坐在中世纪威尼斯码头板凳上兑换法币的初代银行家们,到如今西装革履,出入奢华办公大楼的金融精英,银行业的模式和经济地位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唯一没有变化的,便是其身处信誉金字塔顶端的地位。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杰特所说的那样:“银行家的事业和财富并不是货币数字,而是父子之间代代相传的信誉。”

这种信誉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及时付款,同样包含着某种更为深远的细节: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票据承兑,资产的妥善保管,以及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逻辑:

“永远站在客户的一边。”

无独有偶,《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了摩根银行被华盛顿和伦敦的权力结构青睐的原因之后,同样得出了这个结论:

“摩根与其说是一家银行,不如说是一个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信誉成为了最关键的因素……华尔街上,比摩根规模更大、资产更多的银行有十多家,但论信任、善意、诚实,和客户至上的原则,摩根是独一无二的。”

这一点在国内的银行业中同样有所体现。

在中国,个人的账户信息实质上是受“双重保护”的,一方面,它属于个人隐私的一部分,是宪法和刑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账户查询只有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行政执法、刑事侦查等司法活动下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它又作为金融业传统信誉服务的某一环节,受到银行出于利益考量等诸多方面的庇护。

两者相比,后者有时甚至还会高于前者。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简单搜索,各大银行因为拒绝配合法院工作而被罚款的案例多如牛毛,从拒绝提供被执行人开户信息,到拒绝配合划扣被执行人账款,罚款金额花样百出,涉及单位也普遍存在于建农工商和地方商业银行。

尽管不那么“政治正确”,但从欧美到中国,保全客户信息,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违抗”司法机构的现象,虽然不符合法律法规,却是银行内部不折不扣的一道“荣誉勋章”。

在此基础上,中信银行的横空出世,仿佛一道清流,改变了银行之间无休止的“信誉竞赛”,把全行业拉到了“比烂”的赛道上,并一骑绝尘的夺得了冠军。

02 被存款“绑架”的银行

回到中信银行这一丑闻本身,不同于司法机关等公权力对于个体隐私的征集,这一事件本质上更近似于银行“大客户”对于“小客户”的权利侵犯。

同前文中所阐述的拒绝配合法院工作而保护“大客户”不同,后者的性质从各方面来说都更为恶劣。

“后浪”眼中的创业、出海和印度人

相较于「后浪」,他们更想成为大海。

银行被法院罚款,从纯粹的经营角度看,和逢年过节送大客户贵重礼品、请大客户吃饭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自掏腰包的关系维护,尽管不为法律所提倡,但这并没有超出“成本——利润”的循环框架,仍然是可控的。

而池子这一事件所揭露出的,则是中信银行对于这一框架的破坏,它证明了,该银行下属至少存在着一个支行,愿意以牺牲中小客户的权益为代价,去“讨好”大客户,而在这一过程中,本该由银行方面支出的“灰色成本”被直接转嫁到了客户的头上。相对应的,银行完成了无本万利的客户留存。

在此基础上,这一看似零成本的小小举动,同样暴露出了中信银行在博弈过程中的被动。

毋庸置疑,存款对于任何一个银行来说都极为关键,这一点,《资本论》中就曾做出过清晰论述:

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

对于许多老一辈银行从业者来说,更是有着“存款立行”的说法。

而翻开《商业银行法》,不难得出结论,存款目前对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它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强制性监管指标形成对贷款规模的直接约束。

另一边,源自WIND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末,29家A股上市银行存款总额为107.25万亿元,贷款总额为85.33万亿元,存贷款比率平均值为76.99%,这之中,中信银行以98.12%的存贷比高居第二。

这意味着,同样接受了1亿元的存款,中信银行增加的贷款数额将较一般上市银行多出整整2113万。

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中信银行如此执着于“讨好”笑果文化之类大额存款客户的原因所在。

中信失信背后:银行为什么会选择作恶?

而在那之外,源自财报的另一组数据也旁敲侧击的点出了该行内部“特权客户”存在的可能性。

2019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期内,中信银行客户总数已经达到了9504.76万户,其中,中高端贵宾客户突破80万户,然而,这一批仅占客户总数0.84%的群体,委托给银行管理的资产总额竟高达9561.73亿元,占据了该行资产管理总额的48.35%。

有这样一批足以“绑架”银行的VIP客户的存在,倘若制度管理出现些许的漏洞,像池子这样的案例,恐怕难以杜绝。

03 银行业靠什么活在21世纪

“我们需要银行业,但我们将不再需要银行。”

上述之外,中信银行此番一系列的违规操作,看起来更像是呼应了比尔·盖茨23年前的那一番预言。

尽管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线下银行业的发展依然如火如荼,短期内难以看到消亡的可能,然而与此同时,高速迭代的新兴技术也正在不断冲击传统银行业摇摇欲坠的壁垒。

面对可以预见到的数字化变革,环绕于人们手机屏幕前的支付工具,支撑线下银行庞大规模的理由正在呈现难以逆转的削减趋势。

面对未来,或许正如杰姆斯·汉考克在《消失的银行》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假以时日,银行必将被彻底改变。”

然而对于这种改变的最终结果,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态度依然是开放的,银行业究竟将被淘汰,还是借助于技术和理念的变革重获新生,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

这之中,除了数据转型、创新投资等一系列措施之外,汉考克为当下银行业找到的唯一存在理由,便是客户。

他相信,银行只有将目光从产品重新回归到客户的身上,这一组织才能真正基业长青。

而正如前文中所阐述的那样,这一围绕客户构建组织的关键之一,仍然是彼此的信任和客户至上的原则。

这一点在现实世界中同样已经被另一个组织所印证——瑞士银行业。

数据统计显示,2016年瑞士银行业持有的境外财富为2.4万亿美元,为全球最高。尽管这一数字正在被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不断拉近,但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调研指出,到2021年,瑞士仍将以24%的份额牢牢占据境外最大的财富中心名号。

而提到这一庞大的财富集团,高度为客户保密依然是首先浮现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加尔文教派所主张的私有财产保密,到1934年通过的保护客户私隐,禁止泄漏银行客户资料的瑞士银行法。瑞士银行业一贯以来对于存户资料的保护,成为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商业世界里历经百年的通行证。

在瑞士,银行雇员公开存户资料可以被判入狱。不少银行与员工的保密协议更是终身制,离职后都有责任保密。尽管这一准则所带来的避税和洗钱风波难以为法律所阐明,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的,某种程度上胜于法律的威力。

当然,对于国内银行来说,这样极端的保密法则未必有存在的必要,但其背后所蕴含的信誉准则,仍然值得每一位银行从业者的思考。

这或许也是中信银行此番丑闻背后,唯一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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