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本文来自微信民众号:硬核念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安梁,编辑:程迟,头图泉源:《优美新天下》

“我厌恶其生造出来的优越感,厌恶其伪造出来的自卑感。”——沃尔特·李普曼

青少年智力测试剖析讲述——

低于70分,生性木讷,适合敲打石头;

70分至80分,仅能操作几种简朴工具;

80至100分,从事略有技术含量工种或担任一样平常行政人员;

100分至115分,未来可以成为半职业经理人;

115分以上,最受迎接的职业阶级与商人阶级。

这一幕,是否令你联想到阿道司·赫胥黎笔下名著《优美新天下》里的五大种姓?从大人物云集的阿尔法阶级到终日劳作的厄普西隆阶级,自降生之日,人们的运气已然注定。然而,与赫胥黎的小说情节差别,这份1922年基于青少年智力测试的剖析讲述与就业指导真实存在,它的作者,正是现代IQ测试奠基人刘易斯·特曼。他笃信,阶级界线是由天生智力来决议的。

乌托邦式剖析讲述,仅是昔日漆黑历史的冰山一角。当今崇尚的智力测试,曾假科学之名,充当罪过帮凶。

“天才”只能靠遗传?

提起智力测试,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其追溯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怪才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达尔文的表弟,进化论的热心追随者,离经叛道的探险家与发明家。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美]斯蒂芬·默多克 著 卢欣渝 译

他绘制了现代气象图的原型、开创了指纹分类系统、改进了水下眼镜,甚至还发明晰一种与火星人联络的空间信号,但他身上更着名的标签是智力测试和优生学的首倡者,也因此时常被后人诟病。

攻读表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高尔顿深受启发,信赖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考察了1660年至1868年之间英国286位法官及其支属的情形,统计得出,每100位法官的支属里,约有38位政治、科学、艺术界名人。

与之相比,每4000个英国人的支属,才会涌现1位名人。他用相同方式研究了皇家学会成员,得出相似统计效果。由此,高尔顿论断,“天才”是遗传的。

既然如此,为何不能人为干预生育选择呢?优生学正是降生于这一靠山之下,高尔顿曾示意,改善血统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之一。对于将进化论移植至优生学,他更青睐“优胜”而非“劣汰”。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高尔顿(1822年-1911年)图/维基百科

高尔顿曾草拟了一个优生方案,对适龄男女举行公然考试,选拔出成就优异的男女娶亲,皇室出头,令其在西敏寺教堂举行婚礼,并奖励新婚夫妇多达5000英镑的高额奖金。高尔顿的拥趸之中,有作家萧伯纳和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等。

以威尔斯为例,他是现代最高产的作家之一,《星际战争》与《天下史纲》都出自其手,他显然更为激进,他以为,人类血统改善的可能性,不在于乐成者的生育,而在于失败者的绝育。相形之下,高尔顿似乎是个温和派。

事实若何筛选适合优生优育的“天才”呢?1884年的伦敦国际康健博览会上,高尔顿小试牛刀,部署了十多米长的展位,其上有一个“人体丈量实验室”的硕大招牌。

他安装了17台装备,丈量身高、体重、观察力、听力、灵敏度等各项身体指标,这些都是判断“天才”的主要数据。共有9000人加入了人体丈量,一些人还支付了用度,高尔顿借此收集了大量统计学资料,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19世纪的“大数据”。

飘洋过海到美洲

智力测试的现代雏形,始自1905年的法国。昔时,政府为了推进全民教育,亟待解决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分辨出因智力缺失而不适合入学的儿童。

心理学家比奈设计了一套由30道难度递增问题组成的试卷,低级测试是区分黑巧克力与白色木块并吃掉巧克力,进阶测试是报出几个身体器官名字及复述简朴句子,接下来的测试还包罗形貌物体差异和凭影象作画等。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阿尔弗雷德·比奈。图/维基百科

一系列测试可以大致勾勒受试儿童的智力水平,将显示极差者清扫在基础教育之外。比奈的智力测试自己并无太大恶意,但它与高尔顿的优生学一道漂洋过海,在美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涛。

镀金时代末期的美国沉浸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空气之中,崇敬提高与效率。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辩护:“钢铁托拉斯是竞争规则的产物,是适者生存的乐成类型。”约翰·洛克菲勒则宣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最美的玫瑰才气生长出来。美国社会学奠基人威廉·萨姆纳加倍直白地说道,“酒鬼栖身于贫民窟,是适得其所。”

智力测试则被视为一种科学工具,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推广至移民、征兵、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心理学家戈达德,他引入“低能”(feeble-minded)一词,专指那些在智力测试里没有到达响应尺度之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违童之愿》[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  等   著 丁立松 译     

在美国最主要的移民检查站纽约爱丽丝岛,戈达德对入境移民举行了智力测试,他得出的效果是,跨越八成犹太、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俄国移民存在心智上的缺陷,不应获准这些“低能”人群踏入美国。

舆论界信赖,东欧与南欧人泛起了退化迹象。颇为取笑的是,就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博物学家布丰提出了名噪一时的“美洲退化论”,以为白人是“天下的国王”,而美洲动植物与人都是退化的产物。

但不久之后,智力测试第一次露出了破绽。1921年,官方宣布了一个惊人新闻,凭据心理学家对一战美军所做的智力测试,89%的黑人士兵和47%的白人士兵可以被归入“低能”。

著名新闻评论家、传播学泰斗沃尔特·李普曼在《新共和报》撰文,也表达对第一次天下大战前后的智力测试风潮的不满:“基于智力测试的所有说辞,都是把智商低下人群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先天劣质群体。”他不赞同以智力测试粗暴左右人生走向:“我对此种断言深恶痛绝,只要五十分钟,你就能判断一个性命里该若何生涯……对此种方式的滥用我憎恨不已。我厌恶其生造出来的优越感,厌恶其伪造出来的自卑感。”

面临舆论和民众的哗然,心理学家和优生学家将阵地重新撤至社会暗角,关押着娼妓、酗酒者、弱智儿、疯子和残障人士的收容所和低能儿童培训学校成了他们眼中的理想选择。这些地方大多经营不善、疏于治理,民众对其漠不关心,内里的人被贴上“无价值人群、社会弃儿”的标签,遭到随便摆布。

优生学:三代低能,已经够了

智力测试另辟蹊径,优生学登上舞台,最主要的旌旗人物之一仍是亨利·戈达德,他的著作《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之研究》震惊了美国,将人们对于低能的恐惧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戈达德最初的研究工具就读于一家低能儿童培训学校的女孩黛博拉·卡里卡克(假名),在存世照片里,黛博拉看起来略显羞涩,却并无异常。

但戈达德对她举行了智力测试,判断时年20岁的她,仅有9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对其靠山深入领会之后,他与助手惊讶地发现,黛博拉家族里智力低下者的数目多得离谱。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亨利·戈达德(1866年-1957年)。图/维基百科

经由两年调研,戈达德发现,自独立战争以后,黛博拉·卡里卡克家族的291人里,有146人疑似智力低下者,其中有33个妓女、3个罪犯和3个癫痫患者,尚有82个婴儿夭折,而与其通婚的家族后裔里,多达1146人被疑智力低下。

研究者还注意到,黛博拉的祖先马丁·卡里卡克是独立战争英雄,他曾与一个智力低下的酒吧服务员厮混,他们的子嗣就是黛博拉·卡里卡克家族。

与之对照,马丁回到家乡迎娶了一个王谢女子,这一支后裔少有低能者。戈达德抛出著名论调:“正如红色头发的人无法生育出玄色头发的后裔一样,无论施以若干教育,缔造多好的环境,都不足以让智力低下的个体成为智力正常的人。”

在美国的社会风气下,“劣汰”压倒了“优胜”,智力低下被与娼妓、疯子、癫痫、偷窃等字眼强行关联起来,对低能人群强制绝育的论调登上台面,智力测试敲响了许多人运气的丧钟。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1915年,优生学支持者在华尔街举牌公然歧视先天残疾的人。图/维基百科

现代IQ测试奠基人刘易斯·特曼改进了比奈智力测试的问题,并说道:“可以准确预言,智力测试会识别出数以十万计稍有智力问题的人,将他们置于监视之下。”他的长远目的,是削减智力低下者的出生率,以消减犯罪及贫困。

进一步将“低能人群”推入深渊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卡丽·巴克案。卡丽·巴克是个弗吉尼亚女孩,1923年17岁的她遭到养父母的侄子奸污,自此怀有身孕。养父母为了掩饰丑行,将她送入收容所,称其“智力缺失并患有癫痫”,收容所设计对其强制绝育。

此时人们注意到,卡丽的母亲尚在人世,但也因“智力缺失”,已在收容所生涯多年。身体检查解释,卡丽十分康健,但为收容所事情的优生学家希望借此案例推动强制绝育的合法化。于是,卡丽接受了一次智力测试,被认定智力只到达了9岁水平。

同样,她的母亲也接受了测试,被认定智力仅有12岁水平。而卡丽被迫生下的孩子不满周岁,还无法加入智力测试,仅凭社工小我私家印象,就被嫌疑智力低下。围绕能否为卡丽施行绝育手术,一场名载史册的讼事打响。

卡丽从弗吉尼亚州立法院,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她的状师争辩道,强制绝育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与“人人得以生育后裔”的原则南辕北辙。但在1927年5月2日,法官们的投票效果是8:1,判断卡丽的母亲、卡丽与卡丽的女儿一家三代都有智力障碍且生性放肆,强制绝育对国家有利。

霍姆斯法官写下了一段日后令他名誉扫地的判词:“与其等着这些人犯罪之后再来判刑,或是让他们由于无能而饿死,不如防止那些生性显著低劣的人生育后裔,这样对于社会或是全天下来讲都是一件好事。犹如强制施打疫苗一样,强制执行输卵管切除术也适用于这个原则。”讯断书里另有一句话经常被媒体引用:“三代低能,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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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姆斯大法官。图/维基百科

早在1907年,印第安纳州就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陆续有几个州随之立法,但由于面临道德难题和舆论压力险些无法现实执行。

整个20世纪,美国共有6万人被施以强制绝育手术,非法举行、未入统计的手术可能更多,卡丽·巴克所在的弗吉尼亚有8000多人惨遭厄运,而加利福尼亚纪录在册的强制绝育手术竟有2万例之多。

直至1980年,照样在弗吉尼亚,数千曾被强制绝育的妇女提议“生育自由运动”,起诉州政府侵略人身权利,才强制美国热衷于优生运动的几大州政府揭晓官方致歉,承认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罪行。

纳粹的武器

不外,美国优生运动和强制绝育类型更为恶劣的影响,是激发了纳粹德国的优生热潮。啤酒馆暴乱后,希特勒在狱中接触到了优生学,他自称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美国各州的绝育法,坚信身体不康健者与重度残疾者的后裔对人类毫无价值,他们注定贻害无穷。

1929年纳粹党徒在纽伦堡聚会之际,希特勒也曾当众演讲:“若是德国每年有100万康健孩子出生,同时除掉70万到80万最弱势的人,其最终效果是,国力仍可获得增强——现在罪犯们也有机遇繁育后裔,社会战胜伟大的难题,人为地养在世退化的人群。若是这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岂不是在杀死强者、养活弱者?”希特勒的小我私家思想,指引了纳粹政权的优生立法。

1933年纳粹掌权后,迅速推出《防止遗传疾病扩散法》,划定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抑郁狂躁患者、癫痫患者、舞蹈病患者、遗传性失聪者、遗传性失明者、身体严重畸形者和严重酗酒者必须接受强制绝育。这一条文与美国优生学家劳克林起草的绝育法蓝本如出一辙,希特勒为此意气扬扬,还欣然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声誉博士学位。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纳粹宣传图。图中文字大意是:这个先天性残疾的人将在他的一生里,花费政府60,000德国马克,随着德国(做优生运动),这也是你的钱。图/维基百科

凭据1933年的立法,决议绝育与否的机构是遗传病法庭,法庭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智力测试。德国人没有接纳比奈或者特曼那些经由频频修改与实践的试题,反而像是即兴知识问答——谁发现了美洲?路德是谁?俾斯麦是谁?圣诞节是哪一天?太阳从哪边升起来?

然而,另有一些开放性问题:若是中了大奖会做什么?若何区分错误与说谎?这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让执行者可以借题发挥,随意扩大“低能人群”的局限。

正如理查德·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一书中所言:“从本质上讲,纳粹政府只是在行使绝育袭击不符合纳粹主义塑造的新型男女形象之人,这些人多属社会下层:托钵人、妓女、流浪汉、不想事情的人、孤儿院和革新学校出来的人、陌头和贫民窟的人、没有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不给冬季援助设计捐钱的人、拒绝参军的人、元首生日没有挂旗的人,甚至还包罗天天无法准时上班的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第三帝国三部曲·当权的第三帝国》[英]理查德·J.埃文斯 著 哲理庐 译

有了政治撑腰,纳粹德国的强制绝育更为肆无忌惮。美国的受害者大多集中于收容所,德国的手术刀则挥向了平民百姓。

停止1945年,40万德国人被施以绝育手术,这一数字占到了第三帝国人口总数的0.5%,跨越了天下其他国家的总和。

灾难还远未终止。1933年法律的受害者,大多是有着差别水平身体和精神问题的雅利安人。但在纳粹狂热空气之下,针对遗传病患者的优生法律不久就扩展至是非混血儿、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等“低劣种族”,强制绝育也升级为大规模屠杀。

此时,智力测试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工具,避免了彻底背负为虎作伥的罪名,也令其有机遇得以洗白。近年,智力测试莫名风靡,推许门萨俱乐部和宣扬IQ至上之人,生怕对它在历史上饰演的阴晦角色知之甚少。

参考资料:

[美]斯蒂芬·默多克著、卢欣渝译:《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美]霍恩布鲁斯、纽曼、多贝尔著:《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生涯·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英]理查德·J.埃文斯著、哲理庐译:《第三帝国三部曲·当权的第三帝国》,九州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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