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遇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新时机与新可能: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学

  【灼烁青年论坛】

  编者按

  盘算机和互联网手艺的生长,极大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教学手段与功效泛起方式。数字人文就是数字手艺和人文学科互动下降生的新兴学术领域,在文献数字化基础上,以文本挖掘、量化统计、地理信息系统、社会网络剖析、可视化等为代表的数字人文方式给历史学带来了很大转变,也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关注热门。只管熟悉尚有差异,但数字时代已然来临,人文学科面临着若何数字化的问题。本刊组织几位作为数字人文引入历史学科的见证者、介入者和推动者的青年学者,围绕数字人文与历史学生长这一主题举行钻研,从理念到方式再到实践,回首数字人文引入历史学的历程和得失,展望未来的新可能,以期对深化相关研究与探讨有所助益。

  与谈人

  彭凯翔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潘 威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思渊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主持人

  申 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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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艺与头脑:数字人文与史学的萍水相逢

  主持人:数字人文从本质上说究竟是一种手艺工具,照样一种头脑方式呢?若是是前者,那么我们应该坚持学科本位,用数字人文手艺来解决自身问题。但若是数字人文是一种因应于数字化时代的头脑方式,那么它将会给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带来哪些深刻影响呢?

  潘威:在我看来,数字人文集中体现了盘算机科学对人类头脑方式的影响。现在,对数字人文较为主流的界说为:以盘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工具为主要手段,通过数字化、可视化、量化等处置方式,对人文社科问题举行研究的偏向或者领域。

  数字人文作为新兴交织领域,差别学科、差别领域、抱有各自详细目的的学者进入这一领域后,发生差别的看法很正常。数字人文的本质应当是更偏向一种头脑方式,由于手艺系统不能脱离详细的研究问题而存在,至于它是否会推翻性重构传统人文学科,我以为不能简朴地回覆“是”或“否”。作为学术研究而言,传承与变化往往同时存在于我们的事情之中。数字人文若是仅仅是用另一种表达方式重复已有的熟悉,那注定生长空间有限。但若是说一定会推翻传统研究,也不可能。好比,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黄河八百年安流期”“唐代天气特征”“明清小冰期与中国历史走向”等,都是历久被关注的重大课题,需要信息化手艺的支持,数字人文若是能推动这些传统问题的解决,其生命力才气更为持久。

  彭凯翔:数字人文首先是一种手艺工具,但它简直会影响看问题的方式——尤其是研究议题的选择。由于每一种工具都有自己处置起来最有用率的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推到学术前沿,甚至成为“一代之学术”。就数字人文而言,它一方面是将人文学科的文本、图像等信息以数字化的方式储存及行使,通过“E考证”等方式提高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的效率;但更具革命性的方面在于,它将信息聚合在一起,举行归类、编码、匹配等处置,使信息转化为可比或可关联的数据,最终让研究者能够从信息中发现或磨练某些趋势、某些关系,为我们从更高维度、以更领悟的方式注释信息提供了契机。在传统的学科划分里,人文学科更着重特定信息的诠释,而对通过趋势、因果关系等来举行理论探讨关注不够。数字人文有助于打破这一划分,促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织,解决一些难点问题(如制度变迁、环境变迁等)中的数据“瓶颈”。若是说历史学原本就有一些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交织性较强的分支(如经济史、历史地理等),数字人文给这些分支的生长提供了新时机,好比提供了更有趣的泛起方式。

  赵思渊:我感受对人文学科来说,数字人文首先改变了研究环境。从迄今为止数字人文的生长来看,特别是在历史学领域,多数个案研究的焦点议题、提问仍然来自历史学的传统话题,甚至研究方式也未必超出原本以量化或结构化方式处置史料的方式论。换言之,历史学总是以史料学为基础的,这一点岂论任何时代都不会发生转变。不外,数字人文简直改变了整理、剖析史料的事情环境,也令一个历史学家所能处置的史料规模到达亘古未有的水平。数字人文要面临差别人文学科传统和多种区域文化传统,这意味着数字人文自己可以有多重明白,有差别的研究脉络。

  主持人:今天的历史学教学、研究、大众传播等都在差别水平上处于数字人文环境下,数字人文是怎样一步一步介入史学研究的详细历程呢?

  潘威:我以为,数字人文最初被引入史学领域照样出于提高事情效率的目的,减轻学者在查阅、检索庞杂史料时的劳动强度,实在这也将是数字人文历久施展作用的偏向。在盘算机普及之前,学者的事情很大水平上依赖图书馆,小我私家事情必须顺应公共资料治理方式;盘算机的普及为确立学者小我私家资料治理系统提供了可能;高性能小我私家盘算机和互联网的成熟进一步降低了构建个性化资料治理系统的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数字人文进入史学领域很主要的一个契机,就是顺应了史学研究中对个性化信息治理的需求。往后,史学研究更需要跨越学科领域、跨越学者单元,形成复合型的、模块化的研究团队,数字人文进一步深入史学就需顺应这一趋势,在生长个性化资料治理系统的基础上,形成基于互联网的“资料交互网络”。

  彭凯翔:数字人文最焦点的理念是对信息举行系统归类、编码,而不限于数字化。若是这样来明白的话,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类书、谱牒之属,可谓先声。但真正给这种事情提供动力,是来自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需要。以20世纪前期的海内史学为例,传统史学事情者的谱录编纂虽然活跃,但更能反映民风之变的当属有社会科学关切的汤象龙、梁方仲等学者对经济史料的表格化整理,以及气象学家竺可桢将文字纪录转化为历史天气数据等事情。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国家级的工程又振其余绪,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中的人名和地名标注,中央气象局组织绘制的《天下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等。至于相对格式化、规模化的地方志、族谱等史料,海内外学者也在20世纪中期前后就最先不懈耕作,爬梳其中的农业、人口等方面资料,并实验举行数据化。

  最近20多年,由于盘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文献的存储与行使逐步电子化,于是发生了数字人文的提法。存储与行使形式的改变虽然影响面极广,但若是没有20世纪以来对史料的编码化处置作基础,今天的数字人文或许就仅仅是数字化,而不能真正实现数据化,也难以发生我们所看到和期待的深刻影响。

  赵思渊:就数字人文与中国史领域连系而言,项洁主编的《数字人文研究》丛书出书(2010—2016)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宜。今后中文历史学界有关数字人文的讨论逐年增添,以“大数据”或“数字人文”为主题的集会,在2015年之后也显著增添。

  就历史学内部来说,历史地理是最早自觉引入种种数字手艺的领域,这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分不开。而经济史领域由于处置量化资料,也很早就引入统计剖析软件,而且建设数据库。不外,对中国古代经济史来说,进一步开发适用的数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难题。虽然传统中国史料中也包罗大量经济相关的数字,但要把这些数字转化为可剖析的数据面临诸多瓶颈。仅就最基本的价钱与器量两类数字来说,银两有多种差别的成色、计重,各种货物的称重、体积也都有种种差别的示意方式。若是这些数字不能举行统一的换算,就很难应用现有的数字人文工具举行剖析。固然,这也推动我们去思索若何连系史料与研究主题的特征,开发有针对性的数字人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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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何以得名

前不久,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蓬佩奥应对疫情的表现使他成为美国史上最差国务卿》的文章。蓬佩奥完全不具备国务卿应有的国际战略视野,其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美国国家利益。

  逾越检索:数字人文在历史学应用的新希望

  主持人:现在,不少历史学者对数字人文的熟悉还停留在文献题录和史料全文检索数据库层面,对量化历史数据库、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剖析等领会不深。诸位能否连系详细事情先容一下数字人文在史学研究应用中的新希望呢?

  潘威:对于我所从事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而言,环境和社会信息都异常庞大,要泛起其关系就更为难题,确立一种能够清晰泛起自然与社会关系、辅助我举行决议的事情环境异常需要。2016年,我们提出了“数字历史河流”观点,其焦点是实现“历史时期地表水文历程及人文因素影响机制模拟方式”,对这一理念的试验是“数字历史黄河”平台,包罗6个方面:高精度的三维微地貌,水利工程与地形模子的融合方案,河流三维形态的回复,地表水历史时期的运动历程模拟与展示,历史时期的降雨特征重修,历史时期河流—水利治理方式。而“数字历史黄河”作为“数字历史河流”理念的实践,不仅是一个展现历史时期黄河河流时空转变的可视化功效,而且是专业历史资料治理平台+一个专题数据集+一系列历史信息剖析和展示功效,是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建模、水文模拟、文本结构剖析、社会网络剖析等多种手艺手段举行融合的一个实验,同时,也是对既有黄河历史研究中资料系统的重大突破,我们所使用的史料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新史料。现在,这一平台已经建设了“清代水环境数据库”“清代河工用银数据库”“清代河务权要数据库”和“民国黄河上中游水利工程数据库”等。我们设计让这一平台提供一种事情环境,这一环境以三维方式展现历史时期黄河的水利工程营建场景和运作场景,包罗历史时期的水文环境、水利工程三维模子、国家治理制度的可视化等主要组成部分,使用者可以在这一虚拟环境中“考察”曾经发生的黄河故事,也可以通过调整要素(好比增高堤防、抬高水位、增添民夫数目等)重新思索历史纪录中的黄河水灾和工程营造的历程。

  彭凯翔:对历史的明白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按一定的时空关系排比叙述来建构,但无论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照样空间上的区域范围,自己都不足以组成因果性的注释。另一种明白历史的方式是,将它视为多个变量相互影响发生的一个历程,史料则是这个历程给观察者泛起出来的某些纪录(或样本)。在后一种方式里,每条纪录都在某种水平上向我们透露变量间的关系,而我们则要起劲拼合纪录中的信息,来找出变量间最可能的关系。为此,就需要将历史纪录结构化,把样本中的信息分解为若干变量的取值或编码,形成数据库。在以往的历史数据库建设中,较常见的是将原本就是数据形式的史料举行汇编或电子化。汤象龙、梁方仲等对财政、粮价等数据的整理事情,王业键主持整理的清代粮价数据库,近年来吴松弟主持的海关数据整理等,均属此类。也有的数据库是对原始数据举行某种处置后获得的,如曹树基研究团队中的人口数据确立在考辨史料、剖析制度靠山的基础上,中央气象局的历史灾难数据则凭据文字纪录举行灾难品级的编码。近年来的一大希望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制度等方面非数值但结构化较高的史料获得整理,形成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明清人名权威资料库》《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等功效。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经济学者介入了历史数据库事情。他们一方面将历史学家已整理的数据按时空单元匹配起来,形成多变量的数据库,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未结构化的史料举行整理,确立新的数据库。以我介入建设的利率史数据库、刑科题本借贷案件数据库为例,都需要对种种形式的文本史料举行结构化编码,发生出包罗数十个定性与数值变量的数据库,并只管将每条数据的时空单元正确到年—府县级,以便详细研究时能和灾难、粮价等其他数据举行匹配。另外,另有一些近代史料,自己已是数据库,但结构太庞大,它们作为数据库的价值也需要在社会科学事情者的起劲下才气更好施展。

  主持人:那么诸位以为未来数字人文还可能对史学研究有哪些重大改变呢?

  潘威:犹如昔时“数字地球”与“信息高速公路”理念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起步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样平常,“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也为历史地理信息化的进一步生长准备好了需要条件。但要将这一时机转化为现实的创新另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最主要的就是营造好手艺创新环境,数字人文建设需要经费、园地、装备、培训,这些都需要投入,也需要加强治理。至于详细手艺方面,“人工智能”是可以预见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现在,包罗我们“数字历史黄河”在内的多个海内外团队都在试探其应用方式。

  彭凯翔:史学界的数字人文现在还较少应用人工智能和云盘算。人工智能也可以明白成人工+智能。史料的数字化直到现在主要照样依赖人工,也通过人工在文本识别、点校、标注等方面提供了堪称海量的数据积累,为迈向智能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云盘算是和人工智能相辅助的。信赖未来我们不仅能够在互联网上方便地查阅史料,还能行使人工智能来更有用地找出我们真正需要的史料。另外,现在民间文献的数字化还很不够。对于内在结构较特殊的账簿、族谱等史料的数字化,学界生怕还要做不少探索,一旦民间文献的数据库事情铺开,中国史研究甚至社会科学研究都可能发生惊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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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阅与期许:从史学学科传统展望数字人文的未来

  主持人:任何一种手艺、方式都有其适用工具、适用限度,须与其他研究方式手艺相配合。数字人文热之下,更需要我们回到历史学学科传统举行镇定的审阅与反思,以更好地施展数字人文的作用。请就此谈谈看法。

  潘威:传统与现代连系是我一向的主张,否则研究事情就成了“无源之水”,手艺方案自然也就“无的放矢”。就我小我私家的履历和熟悉而言,数字人文只是改变了历史叙述的方式,辅助研究者举行史料辨析、确立因果链条等,数字人文并不能取代研究者的决议职位。至于历史感的形成和升华照样需要依托传统方式,阅读、写作、履历、野外考察等才气真正培育历史感,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等手艺手段能够使这些方式的运作更为有用,但无法从基本上改变历史感的培育方式。

  彭凯翔:研究人员在面临加倍大量的数字化文献时,简直可能会在文本的品味上不够从容,但并不意味着后者不主要。事实上,若是要对史料举行结构化编码的话,就需要对史料的文体、笔法、制度靠山等有系统的掌握,这些都离不开考证上的积累。以是,现在构建新的历史数据库,同样也要在史料辨析上先下足功夫,所谓“越多人工,越多智能”。另外,历史学的传统自己有多元性,专门史等分支的交织性一直就很强。只是,历史学者在最近的交织研究中受手艺等限制,往往局限于史料或数据提供者的角色,这是有需要矫正的,交织研究不应仅是用其他学科对照华美的手艺重新印证已有的注释,而是要让历史学也从中开拓新领域,获得新生长。

  赵思渊:如前所述,我始终照样信赖,数字人文不会改变历史学所关切的基本议题。但数字人文简直改变了历史学家面临历史文献的方式,只是这种改变在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发生过。对历史学家来说,也许当下更需要思索的是未来若何面临原生数字化史料,只管以数字人文处置传统史料是当前较为活跃的领域。此外,数字人文对历史学的影响不仅在于研究方面,也在于教学以及面临民众的方式,可视化、人机交互等都是显著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意味着若何讲述历史,也将改变历史研究功效公布中学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主持人:数字人文是一个系统工程,想要连续、健康生长,必须在原始资料的珍藏与提供者(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资料的加工者与数字人文产物的提供者(商业公司、珍藏机构、科研机构、研究者)、数字人文产物的使用者(研究者、民众)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循环。其中,研究者兼有需求方和供应方双重角色。诸位能否从这两种差别角色来谈谈对数字人文产物提供者有什么期待以及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可能的解决途径呢?

  潘威:这个问题异常值得讨论,从需求方而言,我们希望各级档案治理部门能够提供资料查阅和使用方面的便利。从数字人文的研制方而言,我以为最主要的是确立有战斗力的事情团队,特别是在史学研究机构推行实验室建设。若是能有更多高校重视“数字人文”实验室建设,将其纳入学校统一的实验室治理系统,实验室治理方式和运营方式的改变将会极大改善数字人文的科研环境。

  彭凯翔:现在在高校行使较多的是商业化的数字人文产物,主要形式是全文数据库和可检索的图像数据库。不外,这些产物对于深度的数字人文研究而言,另有不小的改善空间。例如,检索效率不是太高,通常不支持跨库的检索,检索效果的存取亦受许多限制,这些都不利于举行大样本的研究。一种对照彻底的改善思绪是为某些数字产物提供主流数据剖析软件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让有需要的用户可以自主挪用。固然,配套的版权规范也要跟上。而方志、族谱等基础史料的数据化,其事情量既非某一团队或机构所能胜任,其受益方也是整个学界,最好有国家层面的协调机制。

  赵思渊:这里可能有几个差别条理的问题需要思量。第一,数字人文也是互联网浪潮的一部分,开放,更开放,应当是数字人文生长中的追求偏向。第二,对于历史学来说,若是我们将数字人文明白为研究环境的转变的话,这种转变的驱动力既可以是研究者小我私家,也可以是公藏机构与学术单元,还可以是商业机构。数字人文产物的供应一定是多元的,若是能够形成一些通用尺度,对更多的研究者是有利的。好比说,各个数据平台之间是否能够设置通用的数据接入、转换接口,或者在开放获取方面杀青一些共识。第三,数字人文简直可能为学者与公藏机构的互助带来新的可能性。我们已经看到,数字人文的生长为公藏机构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新的空间。在这个新的空间中,学者与公藏机构唯有慎密互助才可能有新的创获。进一步说,馆藏资源的价值与影响力,将更多由关联研究所决议,而不仅是资源自己是否稀缺。

  ■专家点评

  王涛(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数字史学研究中心主任):作为历史学者,我们也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数字人文如日中天的现实。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历史学研究领域泛起方式的更新、看法的变化,都是异常正常的事情。这不仅让历史学获得不停生长的动力,延续其生命力,而且能够让历史学的面目变得加倍鲜活多样。好比赵思渊提到数字人文的手艺储备可以带来历史誊写的改变,就是数字人文提供的种种可能性之一。

  虽然当下数字人文成了一个异常盛行的观点,但它也只是一种路径而已,不能代表历史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数字人文不谋求取代,也没有能力推翻整个传统历史学科的方式论与问题域。哪怕是作为个体的历史学研究者,是努力拥抱数字人文,照样恪守传统方式论,都是一种合理的小我私家选择。以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数字人文与传统历史学将和平相处。不外,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不管是自动照样消极地看待数字人文,它作为一种方式与一种理念将历久存在,甚至会以愈加弥散的方式影响到历史学的方方面面。以是,我们始终要用一种探索的、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数字人文。探索性与开放性也正是数字人文的应有之义。为此,数字人文的后半场需要落实到对年轻学子的教育层面。固然,数字人文的教育不单纯是让学生掌握某种技术,真正焦点的竞争力是数字素养,一种能够触及灵魂的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这才气充分调动年轻一代的研究热情,让更多具有原创性的历史功效面世。

  胡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数字人文被引入历史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近年来相关机构不停设立,学术活动日趋火爆,这时更需冷眼看热潮,方可行稳致远。数字人文对传统史学而言,不是推翻重构,而是为虎傅翼。一些历史学者对数字人文存在的非议,特别是在史料网络与考证方面,严格来说,是将数字人文较为狭隘地明白为检索工具所致。数字人文对历史学的助力,不仅是手艺工具的外部打击,而且也是历史学科生长的“内部理路”所致。

  回归“远大叙事”。近40年来,史学研究碎片化日益突出,学界已有较多反思,并不停呼吁要重修历史学的“远大叙事”。但这种回归应是在新的高度、方式上的再回归。这一历程并非易事,它需要理论头脑的驾驭,但数字人文亦将成为主要工具,辅助我们更好地嫁接起碎片化的履历研究与富有想象力的结构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整体与个案、定性与定量相连系,催生新的远大叙事。

  强化“问题导向”。当今世界正不停面临逾越地域、国家和学科的重大问题,仅靠单一学科显然无法有用回应时代和社会需求,未来学术生长应该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壁垒。数字人文为历史学的这一转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它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确立起互联互通的平台,并在这一融合中以历史学的人文特征改善手艺的工具化取向,亦将大大扩大历史学的学科影响。

  培育“文理兼通”人才。我国学生多自高中时代即已文理分科,历史学从文科生中选拔,大学以后多数高校又不够重视对历史学学生数学和手艺方面的熏陶,导致人才培育中知识结构单一。数字人文为历史学从人才选拔、人才培育和就业取向上以文理兼通的复合型人才培育为导向提供了新的可能。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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