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石核见证百年前的考古传奇

  一枚石核见证百年前的考古传奇

一枚石核见证百年前的考古传奇

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幸家沟的黄土层中发现的石核 天津自然博物馆供图

一枚石核见证百年前的考古传奇

  展出的文物 天津自然博物馆供图

  一百年前的1920年6月4日,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幸家沟的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石核,这个发现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序幕。

  在天津自然博物馆6月4日举行的“‘石’破天惊——纪念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现100周年”特展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先容,1920年6月至8月,桑志华在黄土地层中发现三件更新世人类制作的石制品,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发现、挖掘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河套人”牙齿,奠基了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并使中国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上占有了主要的国际学术职位。

  桑志华的科考

  眼前这枚多面体石核和两枚仅有两平方厘米的石片,拉开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序幕。它沉睡了数万年后,被桑志华挖出来放在了展柜中。

  “‘石’破天惊——纪念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现100周年”的主角就是它。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念头。不久后其他人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网络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忙,收获颇丰。

学者:对华污名化是某些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美国部分政客不专注于本国疫情防控,却将矛头对准中国,刻意将病毒与中国相联系,炮制和宣扬“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事实证明,这些政客的拙劣表演,是其缺乏政治理性的荒唐行为,将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巨大损害。

  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珍藏的树木标本》。桑志华1914年来华,1938年回到法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

  桑志华对中国北方的古生物进行了周全的考察和研究,行程5万公里,途经中国北方300多个县境,采集了无数的动植物、昆虫、矿物标本以及民俗学、人类学藏品,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博物院和科学研究的著作。

  高星说:“一百年前的今天,桑志华挖掘出来的石核,是我国境内出土的第一件有确切的地层纪录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就此掀开序幕,桑志华在此方面的孝敬被中国学术界铭刻并发扬光大。只管之前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找到过一些石器,但都是裸露在地表的,桑志华发现的标本挖掘自黄土地层,黄土地层清晰地纪录着人类流动的时代和那时的环境,这样就把中华大地人类流动的历史往前推移了数万年。”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一直以来,考古学界以为这是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最先,中国考古界在筹备明年举行学术流动,纪念考古学在这块土地上降生百年。但高星以为,中国考古学实在始于1920年6月4日,甘肃庆阳黄土地层中出土的三件更新世石制品是这个学科的里程碑,桑志华是这个学科的揭幕人。

  博物馆的“活化石”——北疆博物院

  “桑志华另一个伟大成就是1930年确立北疆博物院,就是今天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旧址。”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张彩欣先容。

  北疆博物院是目前我国早期博物馆中唯一一座原址、原修建、原藏品、原展柜、原历史文献完整保留至今的博物馆,堪称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上的一座“活化石”。其南楼修建于1929年,1930年建成,为二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330平方米,总修建面积690平方米(含地下室18平方米)。原使用功能为北疆博物院的图书室、实验室和地质古生物库房。

  原北疆博物院图书室珍藏有图书14000余册、舆图复制品900余张以及各种印版等文献资料。图书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动物学、植物学等20多个学科,其中80%为外文语种,相当一部分都是那时天下顶级学术研究功效的代表性著作和那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连续性期刊。

  高星说:“桑志华把自己多年科考流动的功效存放在了北疆博物院内,在北疆博物院建成之前,我国许多动物化石被作为中药身分入药,这些化石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主要支持,有着非常主要的科研意义,桑志华把这些化石大多留在了中国本土。更难能可贵的是,桑志华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他把发现的化石埋藏的地层、环境做了很好的考察和纪录,还绘制了许多舆图,这为后人的继续学习研究奠基了优越的基础。”

  “我国的古生物学、考古学科等基础学科源于西方,是西方的传教士和相关学者带入中国的。近二三十年,随着我国经济生长和科技进步,我国的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生长很快,已经跻身国际学术领域前线。”高星以为,相对于我国厚实的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资源和日新月异的学术生长,我国在这些基础研究领域所受到的重视和获得的支持仍显不足。他建议,我们应该将基础科学研究展现自然与人类演化纪律,缔造文化与精神产物,提高大众文化素养,提高国家软实力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需要,给予响应的支持和激励。

   (本报天津6月4日电 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

【编辑: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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